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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根士丹利:香港在大灣區扮演重要角色
2019年02月19日

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指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出台,標志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要一步,也表明中國的新型城市群發展策略愈來愈清晰。此前,大灣區的基建互聯互通,已經爲進一步發展的《規劃》提供了物質基礎,自香港-深圳-廣州高速鐵路於去年9月底通車,廣州到香港的距離與從洛杉磯到聖地牙哥相仿,但通行時間却縮短到區區47分鐘(後者需要三小時)。從摩根士丹利的香港辦公室前往毗鄰的大城市深圳CBD的時間,在高鐵開通後被縮減至30分鐘以內,讓筆者實地感受了互聯互通的便捷。未來數年,大灣區還有高達10條城際鐵路,以及中深通道陸續開通,進一步打造粵港澳一小時生活圈。更爲重要的是,此次《規劃》體現了以大灣區作爲改革開放橋頭堡領頭雁的「三更」方向,即在本區域實施更大力度市場化改革、更大範圍對外開放(特別是對港澳企業)、更高水平的金融服務一體化,三箭齊發,大灣區將引領中國城市群的發展,推動生産率提升,夯實可持續增長潛力。我們預計大灣區人口規模可在2030年最高增至8800萬,經濟總量將翻一倍以上,達到3.2萬億-4.1萬億美元,超過英國的經濟規模而相當於全球GDP第五大經濟體,爲中國GDP的增長貢獻五份之一。區域內收入趨同步伐加快,衛星城市與樞紐大都市(廣州、深圳)的人均收入差距有望從目前的43%縮小至2030年的三份之一左右。

大灣區規劃背景:城市群在中國具有獨特意義

城市群是生産率增長的重要支柱。中國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變化。長期而言,勞動力數量縮減和人口老齡化將拖累經濟潛在增速。因此,能否確保生産率的增長,將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的關鍵。爲此,支持技術創新和效率改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可或缺,其中一項重要舉措是發揮城市的集群效應,而非依靠單個的特大城市。緊密相連的城市群能够保持大城市的集聚優勢,比如,一體化的就業市場,方便僱主與僱員相互搜尋和匹配;企業聚集帶來供應鏈專業化及跨産業的協同共進;以及人力資本集中帶來的知識外溢效應。同時,城市群也可有效緩解超大城市常見的高房價、交通擁堵、社會管理難度高等大城市病的拖累。受到互聯互通的加成,大城市周邊的衛星城對於一部分産業更具吸引力,而中心城將更多地承載高附加值經濟活動。經濟活動在區域上合理調配,配合高效的城際鐵路網絡,可有效降低長時間通勤以及擁堵帶來的時間損失,提升效率。

儘管城市群的概念並非新事物,但是,若缺少足够大的人口基數、供應鏈互補性、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,以及協調的政策支持,城市群策略可能因爲低效、過度投資引發債務和産能過剩問題。全球較爲成功的城市群範式,主要是美國的紐約大都會圈、舊金山灣區、日本東京大都會區等寥寥數個。不過,相對海外,中國的五大主要城市群(粵港澳大灣區、長三角、長江中游、成渝、京津冀)具備「大、快、活」三個獨特優勢:

其一,人口規模大。中國五個主要城市群平均人口爲1.08億,遠高於目前國外最大的城市群大東京區的約4400萬人口。龐大人口基數和高人口密度有望給産業佈局、勞動力市場和服務業擴張提供充裕空間。

其二,互聯互通快。中國目前擁有世界最長最快的高速鐵路。除了上述提及的香港到毗鄰的深圳、到中短距離的廣州,均已實現一小時通勤,哪怕是香港趕赴遠距離的長沙,也僅需三小時出頭,遠遠快於美國同等距離的城市之間(譬如洛杉磯去舊金山,陸路耗時近七小時)。

其三,政府支持政策靈活(差異化的政策)。例如,小城市的戶口政策更爲寬鬆,公共資源分配近年來逐漸往中小城市傾斜。

中國已有的經驗也顯示,區域內的基建互聯互通確實有助於促進收入收斂和提升生産率。筆者對長三角、珠三角城市群,以2010-2011年(兩地區高鐵網絡鋪開的年份)爲分界綫進行觀察對比。發現高鐵開通前,初始生産率較低的中小城市相對大城市而言增長緩慢,但這一現象在高鐵開通後逐步逆轉,顯示便捷的互聯互通帶來了更強的收入收斂效應。

粵港澳大灣區具有獨特優勢

五大城市群的逐步形成有助於支撑生産力增長,而粵港澳大灣區是這其中發揮集聚優勢的橋頭堡。大灣區是珠江三角洲的擴張版,享有獨特優勢,包括多個世界級樞紐城市、外來年輕人才涌入推動人口增長,以及諸多具備競爭優勢和聚合效應的高附加值行業。與其他四個城市群分別僅專注於若干行業不同,大灣區的支柱産業更爲多樣化,包括高端製造業(分佈於多個珠三角城市)、IT創新(深圳)、金融(香港和深圳)、專業服務(香港)、休閑娛樂(澳門和珠海),以及航運(整個區域)。

此外,珠三角地區在過去近30年一直是中國改革開放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橋頭堡,也受益於此發展出完整的製造業産業鏈,並逐步向高端製造業邁進。下一個階段,要讓大灣區成爲改革開放的高地。爲充分發揮大灣區的獨特優勢,促進樞紐城市之間的協同作用,除了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之外,決策層應在大灣區規劃得具體落實政策中,將這一區域打造成全面提升對外開放、加強市場化資源配置的改革橋頭堡,譬如,進一步簡政放權、鼓勵創新;放鬆對外資股權比例限制和負面清單管理;深化社保、社會公共服務等改革,推動香港與廣東金融一體化進程,最終,促進人員、物品、資金、公共服務的進一步自由流動。

大灣區作爲領頭羊,發展後勁仍然很強。我們預計,在進一步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下,基於樞紐城市間的協同效應和對衛星城的輻射作用,大灣區的全要素生産率增速有望在未來十年保持在1.5-2.2%的區間,延續過去十年的勢頭。同時,參考國際城市群的人口密度和本區域的人口結構,我們預計大灣區人口規模可在未來10年增至7600萬到8800萬之間(目前爲7000萬)。如此一來,到2030年,大灣區的經濟總量將翻一番以上,達到3.2萬億-4.1萬億美元的範疇(2017年爲1.5萬億美元),超過英國的經濟規模而相當於全球GDP第五大經濟體,爲全國GDP的增長貢獻1/5,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發揮重要作用。同時,通過經濟一體化,區域內收入趨同步伐加快,衛星城市與樞紐大都市(廣州、深圳)的人均收入差距有望從目前的43%縮小至2030年的1/3左右。

對香港和澳門而言,大灣區規劃更是相當於CEPA的2.0高階版本,對更高水平金融一體化、對港澳企業更大範圍開放,以及更大力度的市場化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安排,具體而言,香港有繼續完善股市通、債市通的廣闊空間,有發展人民幣和大宗商品的對沖産品的巨大潛力,有開放雙方金融産品投資渠道的獨特優勢,還可以發揮香港的法律、仲裁、專業服務提升大灣區的知識産權保護力度和水平。

香港在中國金融市場開放中扮演重要角色

中國正從淨儲蓄者轉變到資本輸入者,2019年或爲長期經常賬戶赤字元年,主要源於中國經濟向消費拉動轉型、儲蓄率伴隨人口結構變化逐步下行。從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的角度而言,這意味著外資流入的重要性在未來會顯著提高、中國與全球資本的關係也將發生結構性轉變。這個轉變使得中國金融市場開放、吸引外資流入的重要性升至前所未有之高度。若改革開放到位,中國在全球債券及股票指數中權重上升,全球主權基金也逐漸增配人民幣爲儲備資産,則2019年國債市場外資流入可能達到800-1000億美元, 遠高於2015-18年間年均350億美元,並在2020-30年間維持在平均760至1200億美元的高水平。同時,2019年A股外資流入將創歷史新高, 達到700-1250億美元,並在2020-2030年大約在每年1000-2200億美元之間。這將成爲改變境內市場結構和偏好的重要力量,也有助人民幣匯率保持強勢。而外資的流入渠道,鑒於香港的金融服務水平和監管國際化優勢,有相當一部分會經過香港與內地的股市通、債市通等各種跨境投資渠道,並在香港帶動發展更多外匯和證券投資對沖避險工具。有鑒於此,筆者預計伴隨著今後十年證券投資流入內地的快速增長,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和人民幣離岸樞紐的地位將進一步提升。